文/左智强

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冀热辽地区的八路军奉命挺进东北地区收复失地。同年11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接到命令，由延安出发到东北各地开展土地改革，内蒙古东部地区文艺工作由此开启了五彩斑斓的时代画卷。

缘起

年冬，时年31岁的安波，作为八路军热南第九支队（实为热河胜利剧社，转移期间为迷惑敌人改此称呼）司令员，正在经历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4个多月来，面对蓄意挑起内战、肆意屠杀革命志士的国民党，他不得不带领鲁迅艺术学院部分师生在游击区配合部队活动，这让一众文艺工作者深感疲惫。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原定到东北开展土地改革的计划因解放战争形势变化而搁浅。好在几天前，他接到新命令——带领大家到热北（即内蒙古赤峰地区）开展工作。为了顺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白天他们隐蔽在铁路沿线敌人统治区附近，在村里老乡家强迫自己睡了一会儿，才恢复些体力。晚上8点，天色漆黑，距离敌占区已经非常近了，安波向大家提了三点要求：不准发出任何光亮、任何声音，不准掉队，确保所有人通过急行军安全顺利通过20里的敌占区。零下十几度的夜晚，北风呼啸而过，地上枯草凄凄随寒风颤抖，天上银河寂寂被乌云隐没。这一刻，只要八路军热南第九支队被敌人发现，手无寸铁的他们就会面临灭顶之灾。这一刻，年轻的共产党员安波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带的这支岌岌可危的队伍，将为新中国音乐事业做出怎样卓越的贡献……

传奇人生的起点

李宝祥，男，汉族，中国共产党员，年出生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是生活在巴林左旗这个农牧过渡带上的闯关东山东人后裔，他身上兼有蒙古人的豪爽、干脆，和祖辈山东人的认真、踏实。面对这样的人，有些年轻人会有一种不敢与之对视的敬仰，与这样的人交流，也不啻为一种修炼。目前，我就处于这样一种尴尬之中，直到坐在李宝祥家里，认真听他侃侃而谈半个小时后，我才真正认识到，现实中的李宝祥是一个远比想象更立体、更丰富的人，自己作为非职业笔杆子，接手采访民族团结先进事迹这项工作，实在是一个烫手山芋。

“小伙子，我刚才简单介绍了我的一些情况，你有什么看法？关于这次宣传工作有什么初步设想？”这是一个76岁文艺战线老兵向一个“新任民兵”发出的灵魂拷问。“我能有什么看法呢，听您刚讲这半个小时，我才有了一点初步认识。您退休都十几年了，离开巴林左旗都30几年了，当时我还没出生呢。要不是几天前，有人介绍您参加阿拉坦格日勒立碑仪式上的感人场景，我都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位足迹光辉的老先生。”被采访者发问，采访人如果不回答显然更不合情理。经过简单思索，我决定实话实说：“我最近听说了您与阿拉坦格日勒老师的一些事迹，作为民族工作战线的一员，如果不做一点什么、不让大家对您二位有更深的了解，就是我们的失职。”看看，我这毛毛糙糙的性格暴露无疑，假装冠冕堂皇，实则漏洞百出，真正的老手才不会说出指向性这么强的话，你才了解多少，万一说不准确了呢？果不其然，话音一落，我就从李宝祥老先生眼中看到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之色。直到半个月后，初步阅读了李宝祥老先生的一些著作，我才粗浅猜到他失望的原因，当然，这是后话。

据李宝祥老先生讲，他的童年颇为坎坷，家里13口人中，最多时有7人读书，时常因为晚交学费而十分难堪。所以，年幼的他只好一边劳作一边读书，过早帮着家里操持小买卖，因而能有机会接触到牧区民歌手及说书艺人，并深深为他们宽广嘹亮的歌喉、诙谐幽默的表演所折服，这成为他后来从事草原民间文化研究的萌芽。

小学和中学期间，李宝祥在学校展示了惊人的文艺特长。且不说春节期间积极参加秧歌队、踩高跷、演跑驴、钻火圈、叠罗汉、翻跟头等节目，还因为眼馋邻居李春祥的笛子，小小年纪就跑到郊外，割青草贩卖给进城赶集的农牧民喂牲畜，用所得的钱自食其力买了一把笛子，像模像样地自学起来。老话说“七岁看老”真是没错，光是这份劲头，一般人就比不了。三年级时，他的笛子已吹得有模有样，在学校文艺汇演表演笛子独奏还获了奖。此后，李宝祥的音乐梦想被彻底激发，他继续在勤工俭学攒钱买乐器自学的路上绝尘而去。几年之间，在笛子、二胡、小提琴、乐理知识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年，李宝祥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乡中心学校当代课教师，这期间，热爱音乐的他依然不忘向巴林左旗评剧团老艺人请教唱腔及伴奏，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音乐才华，在巴林左旗文艺圈里算是崭露头角。

学艺路漫漫

“在奉命转移热北的18年后，成为中国音乐学院首任院长的安波不会想到，自己短短4年的蒙东革命之旅，犹如一缕清澈的甘泉，为蒙东地区民族音乐传承保护注入了不竭的生机与活力。在蒙东工作的4年间，安波按照组织指示，在胜利剧社的基础上，在赤峰一带创办了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先后出版了《蒙古民歌集》《东蒙民歌选》等多部著作，创作演出了多部经典文艺节目，为新中国培养出数以千计的文艺骨干和艺术人才，也让《牧歌》《诺恩吉雅》等名曲免于在历史长河消逝的厄运，让它们从草原飞向了世界。”

谈到这里，李宝祥老先生感慨万千。我呆坐在他对面，面无表情，不是心里古井无波，而是缺少引起共鸣的能力，确实是隔行如隔山啊。如果老先生直接把它表述为历史教科书文体，比如这样：“安波带领许直和胡尔查等人收集整理的《蒙古民歌集》，是我国第一部记录蒙古族音乐的文献。”我想，当时一定就能理解它的重大意义。虽然在采访这件事上我承认自己极其外行，但透过李宝祥老先生激动的神情，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弘扬鲁艺精神。他还特意对我强调说：“一群外地艺术工作者都对我们这个地区的民族音乐传承保护做了这么多工作，我们这些家乡人更应该做好！”他能这么说，证明他既是鲁艺精神的传承人，也是以安波为首的冀察热辽鲁艺的编外学生，虽然这所学校早已被合并划归他处。

说来有趣，纵观李宝祥老先生的学艺之路，不难发现，他最大的特点是博采众长。但要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还要数安波、马可和阿拉坦格日勒，可他偏偏与安波、马可连面都没见过，与阿拉坦格日勒仅有的几次见面，还是需要带着翻译才能沟通的“外交”式会面。

李宝祥与阿拉坦格日勒可谓是新中国的俞伯牙与钟子期。二人相遇在年冬，昭乌达盟文教局计划举行全盟群众业余独唱、独舞、独奏汇演，音乐才子李宝祥因名声在外，被调到巴林左旗文化馆参与汇演节目的创作与排练。而阿拉坦格日勒作为巴林草原著名民歌手，也被邀请筹备演出事宜。李宝祥用笛子伴奏、阿拉坦格日勒演唱的歌曲《云青马》被列入参演节目。能和这样一位名家合作，谦虚好学的上进青年李宝祥自然不会浪费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在林东旅社筹备比赛的那段时间里，李宝祥只要有空闲，就到阿拉坦格日勒的住处学习并记录蒙古民歌，这段经历给李宝祥的一生带来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以至于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李宝祥老先生依然不厌其烦、饱含感情地向人们介绍：“阿拉坦格日勒是我接触蒙古族民间音乐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从事草原文化艺术研究的启蒙老师。”

后来，《云青马》从昭乌达盟唱到呼和浩特，又从呼和浩特唱到首都北京，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可惜的是，考虑到要在北京展现更多蒙古族特色，伴奏乐器从笛子换成了马头琴，李宝祥便没能一同去北京表演。回到巴林左旗后不久，在广播中，他听到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专门为阿拉坦格日勒录制的专题音乐节目《从草原唱到北京》在报纸上，他看到著名音乐家胡松华为阿拉坦格日勒撰写的文章；在新闻联播里，他知道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出席全国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大会的全体代表。他由衷为他的阿老师感到高兴，他知道与他亦师亦友的阿拉坦格日勒担得起这些荣誉。在往后的岁月中，李宝祥再也没有遇到一个歌手，在他用笛子伴奏时不必考虑二人同时换气导致断音的问题，唯有草原歌王阿拉坦格日勒唱歌时，歌声一直都在。

人生就是这样，往往经历了更多事之后，才对之前走过的路有更清晰的认知。对于李宝祥老先生来说，越研究民族音乐，越明白阿拉坦格日勒的成就。对于我来说，越了解李宝祥老先生的事迹，越明白把他作为民族团结典型来挖掘宣传工作是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李宝祥也好，安波也好，阿拉坦格日勒也好，他们都是一类人，他们既在音乐领域走到了金字塔塔尖，又时时饱含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的美好情感，幸而各行各业有他们这样的人，新中国才能这般美好。回想初见李宝祥老先生，自己还跟老人家说想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和阿拉坦格日勒。现在想来，以他们在民族音乐领域的成就，还需要宣传吗？他们已经在现当代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难怪李宝祥老先生失望，恐怕他的心愿还是想着怎样引导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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