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号称“现代文学的一座丰碑”，是一部民族秘史。但很多人对其中露骨的性描写颇有非议，不过也正是通过这些人性原始的揭露，才让人物命运更体现出了价值。

赫·乔·威尔斯曾说：高雅时髦与丑陋粗俗是人性这块普通硬币的两面。

要凸显深刻的社会思想，我们不能只赞扬人类的高雅，同时批判和揭露阴暗面，才会让我们更看清现实。

就像书中的白孝文。他新婚夜初尝欢愉，便开始夜夜贪恋。这种纵情很快在他蜡黄的脸上表现了出来，引起了全家人的注意。

于是，就有了婆媳之战，两位老人对儿媳进行责难和围攻。

发难不是朝着白孝文去的，而是对准了儿媳妇，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三从四德”一直是要求女性的道德基本规范。

这种只针对女性严格而纵容男性的道德要求，除了追求理想的百灵，也除了渴望爱情的田小娥，我们看不到白鹿原妇女对“三从四德”的违抗。

即便是听命于这种规范，也同样是命运凄惨。就像冷秋月他苦守空房一年多，忍受着鹿子霖骚扰，还要忍受着鹿子霖的责骂。人心都是肉，谁能做到冰冷如铁。

冷秋月的合理要求被彻底丧失，那是一群男人共同造成的。就像她父亲冷先生的漠不关心，还有鹿子霖的蛮横与心怀鬼胎，鹿兆鹏追求理想却不顾身边人的死活。

最终她没有力量能突出这些重围，她从小受到的教育也允许自己乱来。冷秋月的“性缺失”恰与白孝文的“性放纵”构成对照。

白孝文过分的性泛滥与鹿子霖的性无耻、性泛滥，同样是男权社会，男人操控道德规范的反映。此时女人成了工具，更活成了悲剧。

当冷秋月试图想把失去的妻子权利收回，但却发现那根本就是一种奢望；鹿兆鹏不想去尽做丈夫的义务，他无法满足妻子的最低要求。

在这两场夫妻的性叙事里，我们看到无论是白孝文纵情，而妻子受罚，还是鹿兆鹏残忍拒绝，妻子守活寡，这些所有的批判不只是指向了封建道德和守旧观念，更是指向了男性特权的社会现实。

《白鹿原》又巧妙地设计了另一种爱情追求。这一种自由奔放的爱情，就像田小娥和白灵的性爱叙述。

她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意义在于，性爱的羞耻感、罪恶感已与她们无缘，她们正从男子中心主义突围。这与冷秋月的压抑中寻求解脱，是完全不同的妇女解放思想。

无论这样说，冷秋月是值得同情的，她如果不是遭受了公公无意间的骚扰，不是把这种释放冲向公公鹿子霖，那或许是另一种结局。

可是，她不可能走好重围，她是冷先生的女儿，她不是勇敢的田小娥和百灵，等待她的命运只能是自我折磨，而且是在男性的霸权中，为了满足满足他们的面子，活活把自己逼疯而亡。

如果《白鹿原》“爱与性”的叙述仅止于此，《白鹿原》也只会是旧时代的批判而已，它早在“五四”时期成为社会苏醒所批判过了的，但《白鹿原》的批判富有时代新意。

五四时期，又不是文学家偶尔自由，渴望思想解放。就像郁达夫的《沉沦》中苦闷青年的思索，还有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中女性内心的奔放，他们高唱自由的爱，更渴望突破困惑的勇气。

对于人性解放，沈从文也曾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在湘西的原始风光里，给我们展示纯肉身的快乐情歌，并赋予了自然和人性的生命力，如《萧萧》、《月下小景》少了拘束，多了自然的张力。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陈忠实创作《白鹿原》准备阶段阅读过的。这本小说里也有大胆的性描写，但作家劳伦斯写出了严肃的爱，那是通过温柔的性爱来揭露资本社会对人类灵魂和肉体的摧残。

长期以来，性爱与情爱、爱欲与性欲是交融为一体的，这也是中外作家的共同讴歌对象。

然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样一些作品，却甩开了情而直接写性，但又不是为性而写性。性爱在昆德拉的作品里是一个镜像，是人的独立生存的生命呈现，而不只是刺激。

从这个角度看，《白鹿原》关于性爱的渲染，也就有了它独立的价值即性爱本身的美好与快感，夹杂着那个时代女性的命运挣扎，被陈忠实以艺术地呈现给了读者，让我们更看清了那个时代的女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