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行走黄河的李敬泽。如果我们跟着一个人走黄河，恰好他又是个作家，那么，我们会有怎样的体验呢？当下，我们可能还没有开始旅行，并没有走向黄河，但是，我们可以跟随着这位作家，完成了一次“云走黄河”。我们跟着他，经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行走了三个月。事实上，很少有人真的会有这么大把的时间，扔下一切，只为了走黄河。但是，有一个人替我们走了，而且他还全程用文字纪录了，并且，有图有真相，我们看到了黄河边的一个一个人，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悲欢，我们感知到了属于黄河岸边的大量的生活细节。我们跟随他，走过了黄河边那些古老的故事，走过了鲜活的日常，走过了河边的英雄与凡人，走过了玫瑰、羔羊肉与酒，走过了花儿会上的歌声和笑靥，走过了城堡和老渡口的梦……他还手绘了路线图。记录下黄河边几十个富饶丰满的日子：喧闹、沉静、鲜艳、晦暗、快乐、沮丧、放浪、庄重的日子。它们闪闪发光，因此，他将这些日子写成了书。最初漫游黄河，是年。22年之后，就有了这部连接过去和当下的《上河记》。本书中附有两张明信片，一张是人，是《上河记》的主人公，也是36岁的李敬泽；另一张是河滩边的一老一小两头牛。说起人与动物的关系，甘肃人谈起他们的羊就像谈论他们的亲人。《上河记》中，则有不少地方让人反思人与自然之间，怎样才是一种和谐共处？读着读着，仿佛身临其境。我们可以肯定，他讲述的所见，所触之物，是可信的一种经验。在李敬泽的全部创作中，《上河记》，理应占据特殊的一席，因为这是一个当时30多岁的年轻人用身体在写作，也是一个年轻人带着考古学者的老灵魂在行走。年6月，在黄河之行的始发地甘肃，他以兰州为中心漫游，见过甘南路上的青稞地，在无尽的草原上流连，在流淌了千年的大夏河边驻足；年7月，一路向东，行走于西海固地区，一个个带着“关”字的地名、山间的座座城堡，让人不禁如“几百年前的将军”般久久凝视这土地；年8月至9月初，穿过乌兰察布草原探访“百灵地”，拜访榆林这座曾属于武士、商人和工匠并曾引领潮流的城市，在米脂街头遇见“堂吉诃德”；年，在汾阳贾家庄，看山西梆子，回想历史中的热血青春……李敬泽手绘的行走黄河线路图。一部穿越了20余年时间的行走之书，也让人看到了巨大的变化。可能曾经，一百年间的黄河岸边的生活也没多大的变化，而现代社会，20年不见，恐怕就已沧海桑田。变化太大了，年，李敬泽看到的黄河村子的墙上，宣传语还是跟电话普及有关，如今呢，现在农村都是网络社会了，有一些直播当地原生态的乡村生活的快手抖音博主很受欢迎，人在深山老林里的某个老乡没准成了网红。我们不仅也憧憬着，黄河沿岸生活方式的转变，会迎来一个“黄河文明”的新时代吗？李敬泽曾说过，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人。他出生在天津，可以算是山西人，又在河北长大，心中的故乡概念是模糊的。行走过黄河后，他心中有了一个答案：“我是谁？这渐渐成了一个重大问题。那么至少我确认，我是黄河的后裔。”《上河记》，也似乎并未终结。因为，如今的李敬泽，站在新年的头上，“依然梦想着、计划着很可能不可能的旅程：在某一日继续行走，直上河源，而后掉头沿黄河而下，走上次没有走完的路，山西、河南、山东，走过春秋战国的、北方的大地，走到黄河入海之处。不是为了写另一本书，只是为了莽莽苍苍、人间行过”。新的一年来临，“阳”了的李敬泽这几天还在养病中。辛苦了一整年，公务兼写作之余，也正好可以趁此难得的机会，静静地在家休整几天。等日历翻到新的一年，他又将再次出发，有太多的事情等着去做。况且，离春天也已经不远了。新的年，我们每个人都满心期待，就像李敬泽说的——“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你得见见山川，世面，会一会陌生的人。”李敬泽和剪纸艺人郭佩珍。李敬泽讲述《上河记》的缘起——“我将从黄河之源走到黄河的入海口。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漫游，走过山、原野、河流、村庄、城市。那时是年，在那时，旅行通常是为了出差或者探亲，没有功利目的仅仅为了置身于彼，这样的事似乎并不常见。在那时，我被‘行走’这个词所召唤，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我的梦想、我的计划如虎，我的行迹如蛇。在那一年的五月，我意气飞扬地出发，当时我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每个月把稿子发完就跑了，浪上半个月再回来，工作、发稿，再出发，如此到了秋天，这样的节奏渐渐不能持续，我走过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然后窝在家里写出了一本《河边的日子》。”20多年前，当时田野调查在作家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气候，但李敬泽已经自觉地在“反游记”了，他说，“采风”这个词太别扭了。“人家不是‘风’，我也无心来‘采’，我觉得我倒是一阵小风，从这里刮过去，了无痕迹。年6月8日，李敬泽请随车的司机张师傅拍了一张他在大夏河边的照片。他说，“一个在年6月8日驶过大夏河边的人见证了一种高度成熟的农业文明的胜利，它已经‘改天换地’，这是持续了年的宏大工程，与此相比，人如同蝼蚁。”他在黄河沿岸的漫游中，自觉化身为一名社会学者，一名田野调查者的角色。他跟当地人一起去赶集，差点在集市的一个牙医摊子前拔了一颗牙，终究还是“临阵逃脱”。他逛“花儿会”。会在路边拦住运西瓜的拖拉机，买一个大西瓜，踌在公路边吃起来。他走进了一位叫马登元的老人开的面馆。这位老人脸上有郁闷的歉意，对他说：“人有钱了，心狠了，假的多了。”他见识了城堡里的各种生活。漫游的一路上，他遇到了各种老人，老人，一个个都是田野调查的“活样本”、“活字典”。比如，在兰州，在整个甘肃，人们都知道的一个杨木匠，人们口中的“木头圣人”。比如，米脂的民间剪纸艺人郭佩珍，她剪下了《千年古树开花，梦一场》，在李敬泽看来，那是繁华之极，又悲凉之极。他买回了这件作品，隔了几天，他想了想，还是觉得是繁华。他把这些沿途所见的最真实的生活，写到了这部书里。“我已看过。”李敬泽说，“我感到黄河已不须再看，它是看不尽的。但一个人不能无休无止地看它。”黄河日落。重返黄河，已是年，恰如久别重逢。“这是穿越，是重返22年前，现在侵入往昔、他乡原是故乡。”李敬泽用李商隐的两句诗形容这种岁月的穿越：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恍兮惚兮，你不知那写诗的人在哪里，他看着窗外星沉海底，他看着大雨仅在一座之隔掠过黄河之源。年，重返黄河。他说，“当然，22年过去，我自己也变了。”我们每个人都将经历时间里的蜕变。从最初的《河边的日子》，到如今的《上河记》，一个说走就走的年轻人，渐渐地步入了人生最充实的盛年。如今的李敬泽，也比当年的自己自信太多。“最终我还是感激他在年突发神经地进行了那次漫游，那确实是我的决定，那次漫游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标记了后来的我：对田野、对山河故人、对实际的而不是理念的人世与人事的持久热情和向往。”走黄河的过程中，李敬泽个人的一些很有个性的态度很有意思：比如他说，要严肃地谈论花儿会。不想对着长城抒情，对关羽和杨六郎没兴趣，等等。这些主观态度，更让我们读到观察者的主体性，一种主观色彩。也会让读者接收到信息：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真实的人在行走，他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一边走，一边在表达着自己的看法。这个外来的行走者，和黄河沿岸的土地，乡民，构成了一种情绪流淌的互动关系。旅途中，多的是这样的细节——“后来就走到了操场。一个男孩看着我，两个女孩吊在双杠上，也看着我。我向他们笑，他们也笑。”书中最动人的章节之一，是关于喊叫水的。喊叫水，是西海固的两个村庄，一个严重缺水的小地方。他看到，一个男人，四个男娃。大的那个十多岁了，可问他有没有上学，父亲回答：不上。“下面我就有点找不着话了，我不好意思跟这个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谈孩子应该上学。我掏出烟，和他一人一根，点上，抽着。“抽着烟，我又有话了。我问：这房子以前是干什么用的？“那人说：‘是学校。“那学校呢？“搬走了。”原来，不上学的孩子住在昔日的教室里。这黄河之行中，李敬泽遇上种种尴尬的情形，这位行走黄河者，内心时时生起波澜。这种困窘，主要是因为他从根本上是一个黄河的过客，他是一位纪录者，观察者，而不是那个解决问题的人，更不是施舍者和“救世主”。但行走黄河的旅途中，因为时时遇见他人的困苦，他时时也感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压力。在干涸到严重缺水的喊叫水，一个姑娘指着村边的一小洼水，坚定地对他说，这水可以喝。事实上，这水是苦的，不能喝的。“我看到那姑娘站在河边，她穿着松糕鞋、喇叭裤，她的装束与这个村庄格格不入，她也许二十岁，也许十七八岁，但脸上已挂了风尘。”他这样写道——“那天我和那姑娘只有这么两句问答，然后我就灰溜溜地走了，我觉得那姑娘一眼就把我和我在那一刻所代表的一切都看穿了。”在《上河记》中，难能可贵的是，李敬泽多次表达了他真实的内心，他面对贫瘠的土地上的人们时，自己的那种慌乱和虚弱。“我甚至不敢面对秦义美的眼睛。我感到虚弱，我强烈地想做点什么但又觉得我所做的事令我无地自容。”“我害怕成为一个施舍者，那是羞耻的，卑劣的。”这是一位人在旅途的知识分子的情感和思考。李敬泽，著名评论家、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散文家奖，花地文学榜年度评论家金奖，十月文学奖、春风悦读榜年度白金奖等。著有《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会饮记》《会议室与山丘》、《上河记》等。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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