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百灵 >> 百灵的种类 >> 记者问张学良你后悔发动西安事变吗少帅
年,张学良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当记者问到:“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你还会如此做吗?”,张学良可以说是令人钦佩血性爆棚:“我还一样这么做。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实如此,我还是这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对于西安事变,张学良从来没有后悔过,而且即便是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也常常引以为傲。在张学良晚年的时候,披露了很多他和蒋介石之间的轶事,包括蒋介石逼着他写反共文书,承认西安事变的错误,等等。
直到年的时候,张学良才开始一改过去对蒋介石含蓄批评和谨慎恭维的做法,尤其是在到底是该“安内攘外”还是“攘外安内”的重大矛盾问题上,直言:“……这个问题呀,是个人出发点不同。先说我,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蒋介石)是认为日本人可以合作,但是共产党是他主要的敌人。”同时还说:“后来我对他这个人失望了。我认为他一定失败,这样做法哪有不失败的……他哪有抗日,他没有抗日!”
或许,这便是张学良舍得一身剐也要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所在吧!
蒋介石对于我党的确犯下了很深的杀戮罪行,不过,在年之后,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来说,他却与汪精卫等亲日派水火不容,或者说,他仍然可以算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也不应该去否定他。
西安事变兵谏发起者:左一张学良、右一蒋介石对日本人的仇恨,并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
实际上,蒋介石对日本人痛恨并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但是他在战略的制定上却错误地执行了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西安事变”则是纠正了蒋介石的这种错误路线,并加速了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时间。
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后,蒋介石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如有一毫人心,岂能忘此耻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可见,自那个时候起,对日的这种深仇大恨就在蒋介石的心中已经生根发芽了。
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又对智囊杨永泰“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深信不疑青睐有加,尤其是在一次又一次对红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中,惶恐地认为共产党才是他的心腹大患。
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来讲,蒋介石的这一判断好像也有那么点意思。可是,蒋介石在面对民族存亡和意识形态两个重大问题时,显然是轻重不分,而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彷徨,说明他更倾向的是政治而非民族。
于是,“剿共”便成为了蒋介石心中唯一的执念,包括可以暂时将日军入侵中华搁置一边,而这一“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是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最终让他背上了很多骂名,也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与张学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最后五分钟”
年10月,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与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合编,恢复了一方面军的编制之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获得长征伟大胜利,同时也宣告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长追”的彻底失败。
蒋介石气得是牙痒痒,一连对手下的将领骂了几个“娘希匹”。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有了进攻华北的倾向,不断到处制造摩擦寻找借口。
可是,气急败坏的蒋介石还想再忍一忍,他想为自己的“攘外必先安内”再争取一个月的时间。因为现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多人,而集中的西安等地的国民党军有30多万,所以他想抓紧时间对共产党的军队给予最后一击。他认为“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了,“安内”大业很快就要实现了,之后他也就可以放手去打日本人了。
可是,此时国民党军内部的反日情绪已经高涨,在焦灼的抗日情绪笼罩之下,整个中国已经如同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一样。
首先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宋庆龄,对抗日爱国人士给予了最大的支持,甚至要求到监狱里陪他们一起坐牢。
其次是各军阀部队,纷纷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尤其是粤桂两军,决定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并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史称“两广事变”。
另外就是,共产党毛泽东向国民政府的官员以及军队的将领们发出了最为强烈的呼吁,每天都在写信,最多的一天竟然写到九封之多。可以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说尽了好话,也说尽了软话。
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毛泽东和朱德在延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正是在如此巨大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开始考虑此时到底该先安内,还是先攘外的问题了。
百灵庙捷报,再次点燃张学良等国民党军的抗日热情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在中国的绥远地区传来了捷报,由绥远省政府主席、中国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与日本人打了一仗,不但打败了日军,还收复了百灵庙失地。
这是日本侵华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主动的对日作战,也是第一次通过作战从日本人的手中收复失地。
所以,当这一捷报传来的时候,全国上下群情激奋,而傅作义也瞬间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民族英雄。
抗日爱国将领傅作义此时的傅作义还不忘趁热打铁,以祭奠英灵的名义,向全国民众发表了一篇同仇敌忾的讲话宣言,希望“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仅是军人敢牺牲,而是全国人心不死!”
百灵庙大捷,以及傅作义振奋人心的宣言,极大地刺激了曾经丢失了东三省的东北军将士,尤其是自此背上“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
东北军的将士们异常激烈地向张学良请战,要求去随傅作义去抗日,张学良更是以“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向蒋介石痛陈自己的心情,要求率部去抗日。
可是,此时身在西安的蒋介石,还想着要争取用最后的时间,完成他的“剿匪”大业,所以对张学良进行了严厉训斥。并且给张学良指出了两条道:一个是带兵剿共,去陕北把共产党消灭干净。一个是把东北军的阵地让出来,让中央军去剿共,而东北军换防福建去。
蒋介石最终还是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亲自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拉响了导火索。
西安事变,加速了蒋介石全面抗日的时间表
此时,面对的张学良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放下国恨家仇,继续违心地去充当蒋介石的杀手,要么到福建远离战场的地方自生自灭,而这两个选择都不是张学良所要的。
所以,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于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位于西安临潼华清池的兵谏亭“西安事变”的爆发实际也是全国军民抗日情绪的集中爆发,尤其是对于东北军来说,他们就是想去抗日,要一雪前耻,要收复东北失地,要解救东北父老,他们有什么错呢?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又有谁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忤逆之事呢?
“西安事变”的结果是,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决心,同时也终于让蒋介石清醒了过来,即便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但也不能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犯了如此众怒。他必须妥协,也该妥协了,并且急需重新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思考与共产党的关系。
“西安事变”重大意义有三:
一是迫使蒋介石停止了“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促成了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加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二是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长期以来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中日之间的矛盾,使我国全体军民提前进入对日的战争状态。三是使中国革命由内战全面转入抗战,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有效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必然一意孤行实施最后的疯狂,在第六次“围剿”中,必然使饱受创伤的我党和红军遭受有可能比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更为惨痛的代价,其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说,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民族大义,实际上也是在我党面临又一个生死存亡考验的时候,及时帮助我们解除了危机。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为营救蒋介石前蒋介石被逼发表宣言,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坚决抗日
当然,在这里我们还是应该讲清楚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的蒋介石,他在面对诸多矛盾问题时,确实出现了逻辑错乱,错误的将国内的党派之争当成了主要矛盾,而将外敌入侵却视为次要矛盾,而他的这一前后颠倒的错乱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国民党内的高官和军队将领所不能理解和容忍。
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对蒋介石之后的抗日决心抱有丝毫的怀疑,实际上,他在年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充分表达出了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决心:
“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厉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之目的……”
蒋介石发表抗日宣言如果说在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只是在口头上表达了对民族的忧患之意,对列强的愤慨之情,那么至少从年开始,他在指挥抗日作战的时候应该说没有丝毫的懈怠,而如果我们没有这么一点基本的认识,单就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来说,也就算是虚无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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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80篇文章中,主要写的是关于红军时期的故事,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将持续为大家奉献关于抗日战争的内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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