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用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刚解放，我就从三联书店调到军管会（编按：上海市市长陈毅兼主任）新闻出版处，先参加接管，以后在出版室做调研工作。

七月下旬，中宣部出版委员会调我到北平工作。

部里新来的“大学生”

那时上海到北平的铁道尚未畅通，常有蒋帮飞机空袭，火车行至安徽明光县，遇到空袭警报下车疏散，入夜才开行。我到一农家，买了只母鸡，请农家当场宰杀，炖了锅汤，美美地吃了一通。

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给我一份证明书和转关系的信，相当于路条，用的军管会信笺，上面写：“兹有本处工作人员范用同志赴北平接洽公务，特此证明。”是处办公室副主任许觉民写的，他也是三联同事，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后来很多书名、刊名都请他写，堪称京中一书家。

证明书上贴有我的半身照。当时我已穿上军管会发的土布军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章和军管会臂章，但用的照片仍然是穿西服、打领带。其实我并不习惯穿西装，纯粹是因为解放前在上海工作需要。我穿的这身三件套西装，还是书店同事从解放区大连带来的，买的是被遣返回国日本侨民的旧衣。

另一份作为组织调动工作转关系的信：“本处出版室范用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往北平出版委员会工作，本处可予同意。”徐伯昕同志亲笔写的，盖有名章。他是三联书店老领导，时任新闻出版处副处长。这两份证书，都盖有“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新闻出版处”大章，成了我的珍贵历史文物。

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在司法部街，也就是如今人民大会堂所在,我到的当天晚上睡在办公室。半夜铃响，陆定一部长打来电话，因中南海夜里办公，我初来乍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为此，出版委员会还挨了陆部长的批评,此后才建立了夜间值班制度。

跟上海完全不一样，北平是十分安静的城市，给人以单调、严肃的感觉。我人到了北平，心还在上海，倒不是想念家小，而是在上海住久了，留恋那里的文化生活。那会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有十几家书店、出版社，习惯了福州路（编按：年上海最早的西方文化出版机构墨海书馆迁入，至20世纪初起陆续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等众多出版商进驻，素有上海“文化街”之称，为中国图书出版业中心）“巡阅使”，每天都可看到新书杂志，报纸也有好多种。

睡在帆布床上，我心里想，干一个时期再要求回上海吧。到北平的头一夜，我就做这个梦。哎！上海啊上海，殊不知道一去而不还！

第二天，我脱下军服，穿上网球衫，出版委员会的小青年说，来了一个大学生，此人不是老干部。

从“苦难岁月”到“希望年代”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十月间就见到了胡愈之先生，得以亲聆教诲。那时，胡先生是出版总署署长，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也都是我敬仰的前辈，天天一个大门出入，我就在他们的领导下。更没有想到，十月十八日中央领导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出版工作会议代表，愈之先生拿着名单介绍，我有幸在列。

知道胡愈之先生名字时，我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学生。一九三七年初春，我在家乡镇江五三图书馆借到一本创刊号《月报》,这是本综合性文摘刊物，每期厚达二百五十页，打开目录就放不下手：里面分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艺五大栏，有一百多个题目。

比如政治栏有金仲华、胡适、钱俊瑞、顾颉刚的《一九三七年的展望》，杨杰的《现代的战争论》，范长江的《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蒋方震的《西安事变目击记》，冯玉祥、马占山的访问记，还有《西班牙的战争与和平》《苏联的新政》等文。经济栏有《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展望》、《一年来的走私与缉私》（当时日本在华北大规模走私）、《中国财政的新阶段》等文。

社会栏有《苏联的工人》《日本国民性之考察》《广州的“盲妹”》，又有英王爱德华与辛博生夫人婚案、赛金花之一生的评述。学术栏有《什么是现代化》《一年来的科学进步》《新史学》《月球漫游记》等文。文艺栏最丰富，有端木蕻良的小说，朱自清的游记，夏衍的剧本，景宋（许广平）、许寿裳的回忆鲁迅，以及郭沫若、周作人、朱光潜的近作还有译文。

《月报》各栏每月都有一篇“情报”专稿，涉及国际国内，十分详尽，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信息总汇”，可以看出编者着实下了很大功夫。《月报》由开明书店出版，社长为夏丏尊，列名编辑的有胡愈之、邵宗汉、叶圣陶等，实际上的设计和主编者，是胡愈之先生。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那时正是民族危机深重、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迫在眉睫，《月报》以大量篇幅刊载这些文章，使国人认识到团结御侮、奋起抗战是唯一的出路。创刊号还登了一首施谊（孙师毅）创作的新歌《上起刺刀来》：“上起刺刀来，弟兄们散开！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挂免战牌！”激动了我幼小的心灵。以后几期又刊登了电影《十字街头》插曲、《保卫马德里》等歌曲，到《月报》最后一期，刊登的好像就是《保卫卢沟桥》，我和同学们都爱唱这些歌曲。

我就是在《月报》感召下，迎接神圣抗战的揭幕和大时代的到来。这年冬天我赴武汉，走重庆，投入抗战洪流。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武汉、桂林，很想一见所仰慕的《月报》创办者，可没有机会。后来胡愈之先生去了南洋，相距更远，其间曾一度讹传先生遇难，我很伤心。

没有想到，刚刚解放，我就能一偿宿愿。可以说这都是意外的人生际遇，在那充满希望的年代！

胡署长除了处理公务，同时筹办《新华月报》，仍然是设计、主编者。这份刊物创办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诞生，聘请作家、学者组成编委会，诗人臧克家、翻译家楼适夷等都参与其中。我则负责刊物的出版，并参与编排摄影画页和版式设计，早年胡愈之先生主编的《东方杂志》、邹韬奋先生主编的周刊，都是学习模仿的样本。记得我还特地在创刊号封面左上角，添了一个国旗上的五星。

“孤岛”上海名著迭出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八月，日寇进攻上海，冬天中国军队撤退，上海租界沦为孤岛。

在孤岛留下的文化人，不乏不畏敌伪恐吓、绑架、暗杀，坚守新闻出版阵地的志士。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一九三八年出版了三部辉煌巨著：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三卷本《资本论》和《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值得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特书一笔。

编印《鲁迅全集》，在当时谈何容易。名义上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和鲁迅全集出版社，实际主其事者是许广平和胡愈之。他们竭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靠热心人士和朋友们的赞助，组织编印，推销发售。据我所知，当时国民党著名人士邵力子就预订了二十部，在昆明经商的郑一斋也预订了二十部，分送昆明的一些中学。生活书店则承担了全集在内地的发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宁谟·韦尔斯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的出版，也是采用募款方式。当时斯诺正在上海，收到从美国寄来的《西行漫记》印样，胡愈之见到，表示愿把这部第一次向世人报道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翻译出版介绍给中国读者。

斯诺了解到出版此书的复社，是由读者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出版机构，便慨然表示“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对中国会有些帮助”。斯诺说的“对中国会有些帮助”，当理解为对中国革命会有些帮助。正如斯诺所希望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以后，迅速在读者中传播开去，无数追求进步的青年读了这部书，走上革命的道路，历经艰难险阻，奔赴延安。

《西行漫记》书名原为《红星照耀中国》，参与翻译者有十几位。为了便于出版发行，胡愈之改了一个隐晦的书名。征订时朋友们问《西行漫记》是讲什么的？胡愈之说你不必问内容，掏钱预订就是。他们拿到书才知道买了一本这样的书。

两本书在上海出版的次年，我在重庆花掉相当于半个月工资的代价买到。读后思想受到极大影响，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知道了人称“朱毛”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红军领导人。

这两本书在朋友们中间传阅，由于大家都很爱惜，始终保持原貌，成为我最珍贵的藏书。解放后，有一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有关斯诺的展览，曾借去展出。为纪念中国人民的这位老朋友，我希望有出版社按一九三八年初版本原样重印。一九六零年，斯诺夫妇来华访问，毛主席、周总理曾亲切会见，并在国庆节与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诺逝世，斯诺夫人所写回忆录中译本，一九七八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用斯诺的临终遗言作为书名《“我热爱中国”》，斯诺夫人觉得这个书名取得很好。后来她再次访问中国时，赠送我三张斯诺签名的照片，十分珍贵。

《资本论》战火中来到中国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件大事。一八六七年，马克思的这部心血结晶刚刚问世，中国有识之士即提议译成中文以介绍于国人。但很长时间没有书店愿意承担此事，倒不是政治原因,而是顾虑没有销路。后来有个别章节译出后在国内发行，但并未引人注意。

一九三六年，黄洛峰接手主持读书生活出版社，不久即发生沈钧儒、李公朴等“七君子”爱国被捕入狱事件。在白色恐怖下，出版社经营发生困难，维持不下去。这时，郑易里（编按：云南玉溪人，曾入读北京大学及留学日本，主编《英华大词典》等）向在云南经商的哥哥郑一斋借了三千银元救急。他与黄洛峰、艾思奇（编按：云南腾冲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大胆设想翻译出版《资本论》全书。此事工作量大且艰难，找谁来啃这块硬骨头？终于打听到郭大力（编按：上海大夏大学即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系毕业，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能够胜任，于是把他从江西赣州老家请到上海，在出版社的小屋里从事翻译。译稿经郑易里校核，据他后来回忆：

“中华民族的命运激发着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政治情况甚为复杂的孤岛上海，担负很大的风险，夜以继日地加快工作进度，终于用不足两年时间，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开始排版，争分夺秒随排随校，改完了即打纸型，这一套程序，全由郑易里、郭大力两人完成。到秋天付印，第一次印了三千部，装了二十大箱，不料刚运到广州，就随着广州的沦陷全部损失了。只好再印，陆陆续续经过广州港转运内地，又经过许多曲折和险阻，分批通过苏北新四军辗转运到东北。”

运到内地的《资本论》，第一批送往延安的就是由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工作人员连夜打包装箱，经八路军办事处设法运走的。据龚育之（编按：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年出版）记载，在延安，毛泽东读过的《资本论》留有多处批注，到一九五四年又再次阅读批注。

《资本论》发售预订时，我正在重庆读书出版社工作，记得宋庆龄、邵力子都曾派人来预订。徐特立还亲自到出版社办公室来，他见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十分热情，给大家讲自然辩证法。老人家一口湖南话，眉飞色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难忘。

《资本论》出版后，读书出版社又请郭大力翻译马克思著作三卷本《剩余价值学说史》，全书百余万字，由我经手排校工作。我蛰居上海闸北，每日往返排字厂取送校样，又向一家印刷厂借了三百令（张为一令）白报纸印成书，装箱存入银行仓库。上海一解放，这部书就出现在书店，用的名义是“实践出版社”。

这是天亮以前，读书出版社在国民党统治区最后完成的出版任务。

范用（—），资深出版家，年起先后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三联书店总经理；本文选编自《相约在书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大小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文字略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