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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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木

杨老师布置给我讲故事的任务之后，我左思右想决定讲一个苏联小英雄的故事——《夜莺》。我都忘了是听我妈妈讲的，还是我自己从书里看来的。故事的大概轮廓我还记得，然后把自己想象的细节加进去，故事就出来了。在我们四班试讲的时候，同学们给我鼓掌，连胡海云都被故事吸引了。

苏联小说《夜莺》插图

其实我讲故事受欢迎，那是因为我自己添油加醋，加以即兴发挥，故事就不落俗套了。这个故事的框架很容易记，和《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梗概是一样的，不过，《夜莺》是乐观的、正能量的。故事开始都是鬼子兵来了（这回是德国法西斯），抓住一个小孩（这回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牧童），要他带路。他就答应了，高高兴兴领着鬼子兵进入森林。一路上他学鸟叫，像夜莺叫的一样好听。德国鬼子听了很开心，非但没有阻止他还让他学各种鸟叫声，孩子的口技还得到其他鸟儿的呼应。德国鬼子哪知道；这孩子是给游击队传递消息，不同的鸟叫是不同的意思。例如：夜莺是德军的人数，百灵是他们的武器等等，而鸟儿的回应中也包括游击队给孩子发的信号。等敌人进了包围圈，那孩子突然就消失了。游击队四面埋伏，枪炮声骤起，一举歼灭了这伙匪徒。牧童就立了大功！

那时候，我在育才默默无闻，只有班上几个人知道我会讲故事。育才的高年级各班同学里藏龙卧虎，各个口才了得、神采飞扬。我们年级也人才济济、非同小可，比如一班的张小东、二班的伍安娜等等，都是学校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到十月革命节那天故事比赛大会的时候，张小东他们临场发挥都超水平。杨老师坐在我旁边，悄悄跟我说：“咱们不用像他们那么激动，你就放松慢慢把故事讲清楚就完成任务了。你第一次上台给上千个同学讲故事，就很不错了，得第几你不必考虑。”我明白老师的意思了，就点点头。

轮到我上台的时候，评委的老师和许多同学，心里已经有了前几名的预想人选了。我们最后上台的这几个，都属于名不见经传——安慰赛的参加者罢了。我慢慢走上台，慢条斯理点点头，算是鞠躬了，然后就开讲了：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夜莺》的故事，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一个小游击队员，外号就是夜莺。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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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按照杨老师的说法，不慌不忙，一点一滴把这个故事讲完了，讲透了就够了。讲到结尾，我说：“那叫夜莺的孩子，消失在晨雾中，远方还传来夜莺好听的叫声。”

事后，其他班的孩子们说，郎郎是四班的秘密武器。从前就没听说过有这么块料。其实他们忘了，我就是从前那个邋遢大王，现在改成香饽饽了。

一时间，我在育才就名声大噪。课外活动的时候，我们班几个孩子都要我给他们讲新故事，外班的小孩也来听蹭儿。一班同学到周末还把我借到他们班宿舍去讲故事。虽然从小我听我妈妈、爸爸、姐姐讲了不少故事，可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故事呀！于是我得恶补，就赶紧去图书馆借书。看了《沙沙日记》、《你看到了什么》、《红肩章》、《军校学生的幸福》等等。

那一阶段我每天忙得要命，抓紧一切时间看书，甚至连自习时间我都用来看课外书，不能让我的第一批粉丝们失望呀。休息时间，就现趸现卖。以前，我是个木讷的孩子，语速比别人都慢。现在，讲故事的时候，已经倒背如流，语速就快多了。这段时间我日子过得太紧张了，大概打乱了我的生物钟节奏。再加上冬日狂风一来，我就病倒了。任阿姨一摸我脑袋发烫，就让杨安咪和王瑞芳送我去卫生科看病。

杨安咪在战争年代父母就把他送进了保育院，后来升到了育才小学。父母在建国以后就失踪了。育才有不少这样的孩子，他们都是未经确认的烈士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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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科其实就医院，位于雩坛北墙外面靠东墙根儿。往西去就是果树林子：有海棠、京白梨、还有几棵杜梨。　

我到卫生科一查，因为发高烧郭大夫就把我留下来住院了。让杨安咪、王瑞芳把我的洗漱用品给我送来。郭大夫仔细听了很久我的心脏，让护士给我打了一针。我进了病房，里面有两张床。那儿已经有一个病号了，叫纪文智。我们都是三年级的，他是三班的，我是四班的。

纪文智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在这儿已经住了几个月了，快闷疯了。见了我就高兴得要命，把自己的宝贝都拿出来给我看，小人书、洋画儿、玻璃球等等；我要玩什么他都无私奉献，不到五分钟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了。一会儿，隔壁的两个女生来看我，在这里新来的都受欢迎。一个大姐姐叫杨秋月，另一个叫艾清明，我说：“啊？你叫艾清明，那你弟弟一定是艾端午了。”她瞪大了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说：“你怎么猜到的？”

我说：我爸爸和你爸爸是老朋友啊。他们一起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一起关在苏州反省院，后来又一起从重庆去延安的。她眨么眨么眼说：“那你说我爸爸是谁？”我说：“艾青呗。你妈妈和我妈妈还是中学同学呢。”她顿时恍然大悟，笑成了一朵花。

我们这些病号被允许可以一起玩，因为我们都属于非传染病患者。我的高烧早就退了下来，可是腿又肿了，高医院看看。卫生科的护士桑阿姨就带我医院去看病。育才的医院。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还要走一段路，每次都要经过一个紧闭的寺庙大门，墙上写着“法轮常转”，我不知道墙里有个什么轮子在一直转悠。

桑阿姨是我们学校以前桑校长的小妹妹，三班的桑建国得叫她姑姑。她很好学，医院都带一本很厚的书，大概在准备考学校。她脾气很好，比任阿姨耐心多了。

医院的走廊里都要等几个小时，那时候北京人越来越多了。她在看书，我无聊得要命就不断喝水，然后不断去上厕所。没事干我就琢磨墙上那幅宣传画，到底是什么意思？画面上是一个孩子坐在地下，身边有撕开的书本和拆毁的玩具。画面上写的是：“好奇心并非破坏”，把我给看糊涂了。琢磨来琢磨去，我最后终于明白了：这是替小孩儿说话呢，意思是我们的一些小小的破坏行为，是为了研究研究，而不是存心捣乱。想明白了我就很高兴了，这是给大人看的。我们没看就差上房揭瓦了，要是看了，我们这群天罡地煞就要地动山摇了。

年,纽约,张郎郎（前）和艾青之子艾端午

医院的大夫告诉桑阿姨，这孩子得的是风湿热和扁桃腺发炎，现在后遗症出来了，心脏有些杂音，再不留神就是正经八百的风湿性心脏病了。这把桑阿姨吓得够呛，在回校的路上就对我百般呵护，也就是她劲小，要是劲大她恨不得把我背回去。我说没事儿，医院的时候大夫就已经这么警告过了，现在我还不是好好的？大夫就是喜欢吓唬人嘛。桑阿姨虎着小脸，对我说：“你太小了，不懂心脏病是什么意思，要是不好那就完了。”

回到卫生科桑阿姨一本正经地汇报了我的病情。郭大夫拿着我的病历看了半天，最后，对我说：你得老老实实在这里住下去。第一开始绝卧，第二吃无盐饭。这两条可真要了我的亲命，我最喜欢到处跑，以后整天不能下床。早上连刷牙洗脸都在床上进行，还不闷死？

纪文智听说我要常住，就更高兴了，他就有人陪伴了。况且，他过去也绝卧过一段时间，也得吃无盐饭。现在他总算熬出来了，可以自由活动，吃的是低盐饭了，他就大可以得意一番了。他告诉我，我们病房的值班阿姨是刘阿姨。刘阿姨长得很漂亮，留了两条大辫子，还把刘海儿给烫出点弯。他估计刘阿姨的刘海儿是自己拿火筷子烫的，手艺还可以。

刘阿姨比较好说话，她同意我上厕所可以悄悄下床，不能让大夫看见。纪文智说还是你运气好，他绝卧期间是桑阿姨值班，她就是那么死心眼，干什么都得按规定。

大多数时间我还是都得在床上呆着，所以每天盼望的就是两件事：第一是高叔叔来发水果。高叔叔是卫生科的大师傅，每天给我变花样做饭。那时候我们卫生科根本没有这种病人吃的特殊盐，高叔叔只能自己琢磨，糖稀饭、白馒头，或者白稀饭、糖包或者豆包。到他们吃肉的时候，就给我烙一张鸡蛋糖饼。纪文智对我的饭菜看都不敢看，他说那几个月吃伤了。他有时候悄悄带回来一块咸菜，让我舔舔但不能吃下去。无盐饭我也不喜欢，可没觉得那么受不了。不知是我的耐受性比较强，还是适应性比较强，也许是他偶尔给我带回来的咸菜起了作用。

20世纪80年代，张仃(右）与老友艾青

高叔叔的水果，就是我味觉最大的享受。因为我的饭菜味道不变，可是水果变化无穷，就是同样的苹果，也有不同的味道。高叔叔知道我的苦衷，每次发水果他总是变着法儿的给我不同的东西。有时候给我饶一块酸梅糖，有时候给我一个生西红柿。纪文智就羡慕不已，眼睛都看直了，高叔叔说：“这你别羡慕，你要再吃无盐饭，我也这样。”纪文智顿时就没脾气了。

我盼望的第二件事，就是每天下午四点钟我们屋会变成临时借书处。人们在这儿借书、换书、还书。艾清明和另一个大姐姐抱一堆书到我们屋来摆摊儿。一来别的病房都住四五个人，我们屋就我们俩，所以可以把书放在空床上。再有就是我不可以下床，对我来说就方便多了。

这些书是图书馆特殊的一部分，在卫生室里转了半年差不多都破烂不堪了。大家翻看得太狠了。同时也不卫生了，因为都是病号给看的，所以最终只能淘汰。

苏联小说《真正的人》书中插图

最干净的书是长篇小说，这些孩子太小没这份耐心。小人书最受欢迎，都看成了一卷烂纸，可是依然被一抢而空。我就挑那本最厚的、最干净的，那是一本苏联小说《真正的人》。艾清明笑着说：“啊，你看得懂吗？”我说，“慢慢看呗。”那是讲苏联的一位空军驾驶员叫瓦西里叶夫，被德军飞机击落以后，自己如何从大雪弥漫的森林中逃生出来；然后在锯掉两腿之后，依然不服输，再度升空成为“无脚飞将军”，成了家喻户晓的苏联英雄。

我一住了卫生科就成了受欢迎的人了，差不多每天都有同学来看我，似乎忘记了我过去的劣迹。居然有一天杨老师带着我们的算术江老师来看我，我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可也忐忑不安：江老师是不是来催我交作业呀？我那会儿也是拖拉作业有名的家伙。

杨老师坐在我的床边，拿出一张光芒四射的奖状，告诉我：“你得了全校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讲故事比赛第一名，这是你的奖状，这是你的奖品：两本书，都是苏联小说。”我的眼珠子当时差点瞪了出来：“啊？真的？”

“当然是真的！江老师是来给你照相的。我已经和卫生科的大夫给你请假了，你穿上衣服和我们到校园里，和其他得奖同学一起照纪念像。”

我高高兴兴穿上我的新棉衣，跟着两位老师，到图书馆也就是过去的颂豳堂外照相，和其他得奖者一起合影。然后，和李校长、我们得奖的几个班主任一起在观耕台的台阶上站好，照了张皆大欢喜。接着，还给我照了一张单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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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又把我送回卫生科，要我好好养病，还告诉我：“养好病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过去，告诉过我们学习是革命的一部分，现在这个革命工作对我说来容易多了，整天就看课外书，吃病号饭。这个革命太幸福了，只是不准下床，不准吃盐。当然，既然是革命就得有所牺牲了。我严肃地点点头。杨老师说：“班上的同学们都盼望你回去呢，希望你早日康复。”

你瞧，看来你只要有一招鲜，就能得到人们的尊重。你还得学会保鲜，否则日子长了终究还得变味儿。你必须天天有新货，才能日日鲜。

杨老师一走，卫生科的小病号们都来登门拜访，也坐在我们屋听我讲故事。那时艾清明已经出院了。杨秋月大姐姐这回升为了图书主管了，她就特意给我留好书看，好让我接着给大家说书。有个瘸腿小姑娘伶牙俐齿会讲故事，平时很牛的，这会儿也瘸着腿赶来看看这个新出炉的“故事大王”到底什么德性。

人逢喜事精神爽，一个月以后桑阿姨再带我去医院复查，回来以后郭大夫就批准我可以下地了，不过还要继续吃无盐饭。

等我回到病房，发现纪文智不在了。刘阿姨过来告诉我，他爸爸从天津来，把他接回家养病了。他还给我留了个字条，写道：

“郎郎，我回家了。你自己继续坚守阵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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